“虹桥一姐”走红什么梗？ | 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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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虹桥机场的明星都被我承包了！”

最近，一名女粉丝在微博上火了一把。缘由是明星袁成杰在机场，偶遇两个小粉丝，于是请她们吃了个早饭，顺便发了条微博。

无巧不成书，袁成杰发的这张照片里的女主人公之一被网友扒出她并非普通粉丝。

据网友不完全统计，她是一名在机场蹲过50多位明星、要到很多明星签名、合照的“博爱粉”，因此她被网友戏称为“虹桥机场一姐”。

但你们知道“虹桥一姐”为啥要集邮式追星么？

1迷恋

迷恋（fascinating）和追随（Stalking）明星/名人/威权并不是稀奇的事物，它存在的普遍性可能要远远超出你的预期值：今天在全世界婚礼上大行其道的白色婚纱，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穿着之后才开始流行的。在狩猎采集社群(hunter-gatherer societies)这种人类社会早期形态时代，就有了等级意识。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个体也吸引了族群中其他个体的绝对注意力。

人是社会性生物，在社会性关系中最紧密的一种被称为依恋 （Attachment），意指跨越时间和空间，深层而持久的人与人间情绪联系。依恋关系的形态比如母子关系、情侣关系、以及对一些人的崇拜（追星, Celebrity fascination）等。前面两种情况我们很容易理解，他们在生理上都会直接促进一些内分泌的变化，让依恋一方感觉放松，对被依恋一方一般没有直接益处。

最后要说的“追星”，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交关系，因为它是一般是单方面的、没有反馈的形态，甚至不能称为"联系"，它是一种伪社交性(parasocial)关系。但是人脑的边沿系统并不能审视这种伪关系跟真实的社交关系逻辑性区别，换句话说，真实的关系和这种虚假（想象）的关系有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在这种伪关系中，所追的明星扮一般演了一个“想象中的自己”（理想自我，Ideal-Self）的角色：追随者对特定明星的追逐能一定程度上补全“缺陷但真实的自我”的遗憾。明星跟理想自我相似性越高，个人的代入感越强。对于低自尊度的人，就是更容易跟明星产生共情体验（Empathy，神入），这种情况在高自尊的人身上不存在： 

共情体验会让人有陪伴感，生理上能促进一些激素（Dopamin等）的分泌，让人感觉放松/快乐。 这对于那些孤独、低自尊或处在挫折和人生的变动期的人，能有效的改善情绪，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再加上有些人体质决定了TA比其他人对这种体验（综合性的激素分泌）更容易上瘾，这就使得追星的行为程度得到加深，从Celebrity Fascination（崇拜）到Celebrity Obsession（痴迷）, 甚至到Celebrity Worship Syndrome（名人崇拜症)）这样的病态。

在社会性行为的背后的主导者是心理性的需求，更确切的说是生理性的。由于有这么长而复杂的因果链，这使得人的社会行为非常的难以预测，统计性的模型在个体上通常难有适用意义。在早期研究中，依恋关系被定义并且被分为很多类型: 包括安全型依恋（Secure attachment）, 占有/专注型依恋（Pre-occupied attachment）, 冷淡型依恋（Dismissingattachment）和恐惧型依恋（Fearful attachment）。 这些分类表征人的行为模式，但并不反映生理基础，因此这些模型的划分对理解行为成因的意义也不大, 更多的是体现人格差异。

2崇拜

英雄崇拜并不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更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19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和英雄崇拜》就集中论述了这一题目。他认为:“在我看来,世界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的历史。”卡莱尔还从人类历史中精选出六类“外表上相异”的英雄,其中包括神灵英雄、先知英雄、诗人英雄、教士英雄、文人英雄、君王英雄。这六种英雄,基本上又可以分为精神英雄与力量英雄两种。

卡莱尔认为克伦威尔是敏锐、勇敢、果敢的。拿破仑则“有一顺敢作敢为的灵魂”;莎士比亚、彭斯与穆罕默德、卢索等一样,具有“诚实的品质”。他进而推断:“勇敢的确是同情的源泉,也是真理和人身上一切伟大的善的东西的源泉。”而“真诚,一种深刻、伟大、真正的真诚,是一切有英雄业绩的人们的首要特点。”

现代精神分析学早已证明,人在特定的年龄,伴随着其生理变化而特有的心理需求。由于人类模仿与学习的天性起作用,祟拜心理是青春期人类的伴生物。一般而言,8—12岁的儿童,处于传奇英雄祟拜的阶段,女孩子则对同性美艳女子产生仰慕之情。13—15岁的少年男女,祟拜现象逐渐分化,一部分注意力投向对异性美貌人士的祟拜,另一部分注意力仍旧关注同性美貌人士,进人了所谓的混合崇拜阶段。

进人16—25岁时期,这种混合祟拜逐渐朝异性崇拜方向转移,直到彻底告别崇拜年龄,进人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的阶段。可以认为,模仿是祟拜的基础,崇拜是学习的动力,也是学习的起点,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的崇拜一般都停留在性崇拜的阶段,这种祟拜具有持续时间长,无以遏止,烈度超强等特点。如:2015年度,韩国某“天团”在上海举办歌会,一位女大学生歌迷花销了8000元人民币和他合影,还高兴得手舞足蹈,得意而去。那笔钱是她辛苦3个月打工所得的全部家底。

事实上，明星崇拜不独现在，上世纪50年代,一整代中国青年曾把美的时尚放到了苏联影星身上。有鉴于当年追星族们的“崇苏媚外”,文化部特别下令,要求用中国的十大明星如王心刚、王晓棠、上官云珠、舒绣文、祝希娟等代替当时的苏联十大电影明星。60至70年代前期,由于中国政治生活的不甚健康,时尚明星已被“政治”明星取而代之,带有阳刚精神的和政治色彩的“英模”人物如抗战英雄、抗美援朝英雄、雷锋等成了六七十年代青春偶像。

所不同的是,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文革明星”逐渐失去了其旧有的色彩。印度影片(流浪者)的主人公拉兹、日本影片《追捕》男女主人公杜丘、真由美,日本影片(生死恋》女主人公扮演者栗原小卷以及一大批重新出现在银幕上的20一50年代的中国影片的明星,成了一整代适龄人的新偶像。

明星崇拜的另一个原因是追逐时尚，而时尚的本质也正是人的本质的外化形态。尽管强权也能产生威望,左右时尚,但仅是一种暂时的、变态的时尚,如“文革”时代,女性竞相穿红卫兵服装,唱红太阳歌曲。时尚的力量来源于人在青春期强烈的求美、求异、求个性的内在冲动。这种冲动是原始的,普遍的,甚至在许多动物身上也显然存在。动物在求偶期的求新求异的鸣叫,和流行歌曲求新求异的旋律组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类情窦初开的时候,也同时就是专心聆听流行歌曲的时节。

对于追星行为，只要有没有达到病态（影响自己和明星的生活）的程度，其实也无妨，不过是旺盛情欲的另一种宣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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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传媒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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